从“陆勇案”说知产保护的“温度”

应用技术网媒体总监 战略研究员 曹括之

一个冬至后的早晨，小编忽接工商局电话：接到举报，“应用技术网”有非法内容，过来面谈！原来，有人举报“应用技术网”上新近发布了“跨国代购印度抗癌药‘印度格列卫,万珂’”的资讯。工商人员告知：根据我国法律，由于没有取得我国的相关进口许可，跨国代购专利仿制药，属于非法贩卖“假药”罪。因此，虽然明知是“真药、真效”，但是，也要“依法”制止。由此，引发我们小编的大篇吐槽。

“纠结”的案件

日前，因为跨国直购印度抗癌药物，遭到法院公诉的江苏无锡白血病患者陆勇及案件，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和媒体广泛报道。有媒体报道，已有几百位陆勇的病友及家属发起联名呼吁，并签署一份呼吁书——《为争取白血病患者基本生存权的的集体自救行为的‘非罪化’而呐喊》。

其实，近几年，像陆勇这样，跨国代购药品而被指控为“销售假药”的案例，此前已出现过多起：

2011年，深圳警方就曾查获网售印度抗癌药案，犯案人员为某知名企业派驻印度的员工。2013年5月，一位曾留学印度的中国籍硕士毕业生，因做印度药代购生意，被江苏淮安检方以涉嫌销售假药罪依法批捕。当年10月，北京市房山区法院判处一起非法销售印度抗癌药的药贩有期徒刑8个月。2014年11月，南京一家著名IT企业的硕士夫妇，利用公司派驻他们在印度的便利，从印度代购了大批量的抗癌药，然后在淘宝上出售，后被警方抓获，目前已进入审判阶段……
透过上述部分案例可知，此次被媒体和公众“推举”为“带头大哥”，并做为“陆勇现象”来讨论。只不过是因为本案时间早，金额大，以及“主犯”身份的特殊性，而使其更具典型性。

情理法的博弈

既然，案件在国内已非偶发或首发，那么，公众给予此类案件的关注，又代表了当今社会一种什么样情理法矛盾呢？

按照我国现行法律，境外制药公司的抗癌药，哪怕的确有疗效、是真药，但并未取得中国进口药品的销售许可，均会被认定为“假药”。虽然，上述法律自2001年12月开始实施以来，已经历十四个年头。为此，2014年11月，最高法与最高检联合发布了最新司法解释——《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其中第11条的内容是新增的：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，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、境外药品，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，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。

但是，一方面，对于需要依赖药物维持生命的许多病患来说，长期服用的药量，早已突破“少量”。另一方面，“陆勇们”动用多张银行卡且数额巨大，与印度制药公司通过邮件、QQ群等方式长期保持联系和合作的关系，这些行为也都远远超出了“最新”司法解释对现行法律的修正和补充范围。

所以，无论如何，单纯按照现行法律法条来衡量，“陆勇们”都将躲不过法律的惩罚。可是，毕竟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与科技，都在高速发展。国内众多且急需救命的各种癌症病患弱势群体，也在用自身生存权的诉求，越来越紧迫地向现有法律寻求满意的答案……

今年的早些时候，网络问答社区“知乎”上就曾为此引起大讨论。有观点认为：诺华研发新药的巨额成本产生的高价药，这没有错；印度允许仿制药存在，以保障本国百姓和扶持医药发展，也没有错；而中国执法者，依法执行对销售“假药”行为的处罚，更没有错。

但是，许多法律专家或律师又都认为，对于白血病患者的联名呼吁，还是“有意义”的。“其一，在定罪无法改变的时候，希望被告的量刑能得到法院的充分考虑；其二，要引起立法部门的重点关注，启动关于相关司法解释或法律的修改。”长期关注医药医疗司法领域的学者、《民主与法制》总编刘桂明说。负责起诉陆勇案的湖南沅江市检察院检察员罗剑在坚守“执法者”身份同时，也同时表示，“法律应该惩治犯罪，但是媒体可以呼吁国家对相关法律的健全。如果在别的国家，这种药便宜又有疗效，是不是可以在知识产权上去进行沟通？学一下相关的例子？”

他山之石 为我所用

目前，国际上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，普遍采用国际公约加本国具体法律规定相结合的形式。国际知产公约，英文缩写TRIPS，全称是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冒牌货贸易协定》。是1994年4月15日签署的乌拉圭回合“最后文件”的一部分,它的达成标志着知识产权被纳人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。

我国的知识产权概念和保护，都属于舶来品。从法理层面看，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不同的法律体系，两者之间相互联系，彼此渗透，互相补充、促进。国家在制定国内法时，既要尽国际义务，更不能放弃本国主权。国际法不得干预国内法，国内法不得改变国际法，两者的关系应是协调一致的。简言之，就是“共同但有区别”。在这一点上，印度对他国专利药在本土的司法实践，很值得我们参考。

作为此次“陆勇案”中的“假药”—— “格列卫（Gleevec）”是瑞士诺华制药公司研制，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、胃肠道间质瘤等疾病的靶向抗癌药物。而“印度格列卫”，与瑞士诺华正版药相比，最大的特点是疗效可靠、价格亲民。目前，诺华制药的正版药，每盒在我国市场售价约为人民币2.3万元；而患者通过印度制药公司直购的仿制药，每盒仅需人民币200元——不足正版格列卫的百分之一。陆勇说：“通常情况下，一盒药吃1个月左右。”

其实,早在2006年，就专利保护问题，瑞士诺华公司与印度政府就进行过“法律战争”：当年5月，瑞士诺华公司在印度要求对格列卫专利保护，因要求被拒，遂起诉印度政府和专利局。然而，印度虽然“原则上”承认TPIPS，但在操作层面,只承认保护1995年后研发的新药，且不支持现有药物经混合或衍生而成新药专利的申请——格列卫在印度即被列为后者范围之内。最终，瑞士诺华制药在印度发起的格列卫专利保护战，只能以败诉告终。自此，印度本国制药厂商，得以堂而皇之地公开仿制起了“印度格列卫”。

此后，凭借“印度特色”医药类专利保护政策，这个世界人口第二大国“突破”了专利保护等限制，允许企业生产大量价廉质优的仿制药。因而造福本国国民，受到国际人道医疗组织的欢迎，还畅销日本、韩国等周边国家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曾为其“点赞”。印度也因此成为全球药品主要出口国，被称为“第三世界的药房”。

反观我国，由于是“全面”接受、恪守对国际专利法条，且长期不变。所以，瑞士诺华制药生产并在中国境内正规渠道销售的各种正版专利药品，价格都非常昂贵。从某种意义上，已经到了让那些重病患者无力通过服药来缓解疾病，甚至“求生”不得，生存无望的绝境。

即便是从2003年9月开始，诺华制药也曾经尝试降低格列卫等专利药的药价，在华启动了全球患者援助项目（GIPAP），推出“买三送九”等优惠活动。可如果一名患者服用正版“格列卫”，每年至少仍需花费7万元左右人民币。即便不再计算或考虑其他治疗药物和费用，对于普通国人病患而言，仍然是十分沉重的负担。

当高速发展的社会现实，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，因为滞后的法条而无法接通、良性互动。也许，适时调整相关法律，使其与社会发展现实相适应，也就成了当务之急。但无论如何，改革的基本原则，无疑是应该遵循因地制宜、为我所用的以人为本精神。毕竟，兼顾、调整包含社会各种行为规范的情理法关系，也是依法治国对法律的根本任务和要求。